宋旸，冯雨菡 | 新媒体语言社群是如何建构的： 以微博BYM社群的语言实践为例
2023年第1期
专题研究
一
语言与新媒体
作者简介
宋 旸
复旦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教育语言学、话语分析、跨文化交际。
冯雨菡
复旦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新媒体传播、话语分析。
新媒体语言社群是如何建构的：
以微博BYM社群的语言实践为例
宋 旸1，冯雨菡2
（1.复旦大学 外文学院 上海 200433；2.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 上海 200433）
提 要 随着社交媒体的不断普及，网民常常综合运用不同语种和语言变体、表情包、动图和模因等表意资源，参与不同类型的网络社群建构。本研究以网络民族志为调研方法，追踪BYM网络播客发起人微博主页的发帖和评论区互动，结合社交媒体网络社群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分析BYM微博语言社群的建构过程、策略和特征。BYM播客博主和粉丝共同参与多语语言意识形态的协商与确认，开展跨领域的语言管理，并通过社群成员命名的超语嬉戏、超语个人蜕变叙事、非正式超语知识学习和超语生活方式分享等中英双语交织的语言策略，建构BYM微博语言社群。该案例中的新媒体语言社群具有动态、浮现和超文化的特性，综合体现了亲和空间、轻共同体、超惯用语群组和元语言社群等新媒体网络社群的特征。微博BYM社群不仅为播客博主成功吸引了具有特定个人特征的小众粉丝群体，也为社群成员提供了知识与爱好共享、语符资源创新与嬉戏、情感支持等多重功能。
关键词 微博；语言社群；元语用行为；语言管理；超语实践
一、引 言
根据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经过22年网络科技的不断发展与覆盖，网民“不断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分众’化的交际符号和语言游戏”（孙竞2020），使得我国的网络语言呈现多语码和多模态的特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21）。
[1]参见：http://www.gov.cn/xinwen/2022-09/01/content_5707695.htm。过去十多年间，社会语言学研究者对以社交媒体为主要平台的新媒体语言使用展开研究，尤其关注网络语言变异、言语行为、面子与礼貌，以及身份建构等议题（崔希亮2019；何荷，陈新仁2015；吴东英，等2016）。李宇明（2017）指出，语言交际的网络化使得语言的词汇、语法、语体变得丰富，功能更加多样，也向语言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全球化带来的移民潮、欧洲难民问题和新冠肺炎大流行等国际局势大事件，使得网络语言研究愈发关注不同语境下社会群体的多语符使用与身份认同（Blommaert 2010；Dovchin 2020；董洁，等2021）。
现有文献着重记录和阐释网民能够成为自下而上的语言规划主体，通过自行设定的语言规范筛选社群成员，展开多语符、多模态语言实践（饶高琦2021）。然而，很少有研究从语言政策与规划角度聚焦网民自发的跨平台语言社群建构及社群身份认同（Heuman 2020）。针对以上研究空白，本文从语言政策与规划角度出发，以网络民族志为研究方法，结合新媒体社群建构理论，着重考察一位知名海归网络播客发起人微博社群的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实践在社群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并提出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1）该发起人和粉丝在微博等社交媒体的语言实践有何特征？
（2）该发起人及粉丝的语言实践如何参与建构新媒体网络社群？
二、社会语言学中的新媒体社群研究
社群建构与社群身份认同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参见董洁，等2021）。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媒体语言实践“使得人们能以更广泛和复杂的方式运用符号资源，实践多元身份，建立多样化的社会关系”（Androutsopoulos & Juffermans 2014：5）。Leppänen et al.（2017）则将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看作非正式的、以兴趣为导向的活动空间。在网络活动空间中，参与者不受地理距离的限制，通过语符选择、语言实践和互动，逐步规范社交秩序。不同语言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的网友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情感需求、族裔归属等动机，建构不同类型的网络社群（Zidjaly 2019）。
网络社群的松散、多元和动态浮现等特征对社会语言学中的社群相关概念——如言语共同体、实践共同体和社交网络等——提出了挑战。首先，网络互动的便利使得交际者之间所掌握的语符资源和文化背景更为多元，其交际规范呈现高度的模糊性、多样性和动态协商性，因此很难用原本针对线下、流动性较小的言语共同体概念加以界定（Blommaert 2010）。其次，董洁等（2021：217～218）指出，语符实践是全球化背景下实践共同体的显著特征；实践共同体成员不仅共享符号资源，并共享符号资源所带来的指向意义，通过语符实践建构共同体成员身份。最后，社交网络研究日趋关注线上线下语言活动的异同，重视如何使用社交媒体来综合多种机构的社会资本，协助社群成员共同应对自然灾害等危机事件（Kim & Hastak 2018）。除了对原有社群概念的质疑与改良，社会语言学家也提出了针对网络社群的新界定维度和新概念（见表1）。
近年相关文献通过对全球不同地区网络社群建构的民族志研究，分析了多种新媒体社群的语言特征和社群身份认同。例如，Heyd（2014）通过自建语料库，研究社交媒体上尼日利亚皮钦语社群的语言特征，发现群成员标签和群成员自我叙事是建构社群身份的主要手段；Dong（2017）依托虚拟民族志方法，研究北京一个高学历海归网络社群成员通过自我监管、中英文双语交际等策略，建构兼具全球和地方属性的群体身份；Pérez-Sabater（2021）研究了曼彻斯特恐袭和新冠肺炎暴发时社交媒体社群如何通过语言资源组合与发帖风格设计等策略来体现社群成员的团体归属感。以上研究均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全球-地方社群身份如何在线上线下协同建构。
在语言实践方面，网络社群研究主要聚焦网民如何综合运用多语言、多感知和多模态的表意资源开展创造性和批评性的超语实践（Lee & Li 2020）。超语实践（translanguaging）是语言使用者综合文字、语言、肢体语言、图像、符号、声音多种语符资源，展开交际，塑造身份的持续性过程（García & Li 2014：8）。语符资源的综合运用呈现多感知和多模态的动态属性，也由此带来丰富的创造力。李玉霞对中国社交媒体中英语影视剧迷的嬉戏型超语实践展开网络民族志调研，发现“粉丝通过超语实践展现、尝试和建构超越原有文化认同的多层次的、流动的认同”（李玉霞2016）。新近研究则尤其关注华语世界中的所谓非英语母语者如何运用跨语符（trans-scripting）资源进行语言创新，并通过跨语符的偶像命名、流行文化文本的互文再造等策略建构社交媒体跨国粉丝社群（Song & Feng 2022）。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的研究重点为社群的社会功能和基于语言使用特征的社群成员身份认同。相比之下，对新媒体网络语言社群的动态生成过程少有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对新媒体语言社群的建构过程、策略和属性界定展开探讨。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背景
“播客”（Podcast）指“一种在互联网上发布文件、允许用户通过RSS订阅并自动接收新文件的方法或用此方法来制作的节目”（史安斌，薛瑾2018）。近年来，中国播客发展迅猛。艾媒咨询《2021H1中国在线音频产业运行检测调研报告》显示，在线音频用户数2022年可达6.9亿人。[2]作为网络“分众化”传播形式，播客带有浓郁的个性和原创精神，听众可主动选择、参与和创造媒体内容（刘毓洁2005）。
Blow Your Mind（BYM）是一档创办于2016年的公路播客节目，[3]内容主题涉及心理、女性、职场、知识普及等，在多个主流音频应用上均拥有过万订阅量。主创人JLL和BF（化名）具有国内外高学历教育背景和创业经验，通过多个社交媒体进行跨平台听众互动、节目推广和日常分享，建立了自己的听众社群（见表2）。其核心听众社群实行严格的准入机制。用户须在微博发布入群申请并提及主创人之一，在主创人转发后即可邀请申请人进入Slack封闭社群，[4]继而有机会参加线下交友活动和聚会。
注：各平台数据统计截至2022年9月15日。
本案例的选取主要基于其典型性和独特性（Yin 2016）。BYM以网络播客为起始点，建立以微博为主要互动传播平台的多话题、兴趣先导的交互式“群媒体”（许苗苗2021）。这种多层级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内容生产与营销模式在网络新兴自媒体中颇具代表性。同时，通过半年的跨平台观察，第一作者发现中英双语交织的超语实践是BYM播客发起人之一的BF（在博文中自称bro，即brother的口语化缩写，文中简称博主）带有明显自我意识的语言行为，也是其微博语言及粉丝互动的突出特征。这样有高度语言自觉的自媒体内容生产与营销行为在博客行业中具有一定独特性。
（二）资料采集
本研究采取网络民族志调研方法，具体的资料采集共分3个阶段。（1）第一阶段（2020年6月1日～2020年11月30日）：本文第一作者成为BYM播客的听众，并关注该播客两位发起人的微博，逐渐注意到博主的中英双语超语实践这一显著的微博发文语言特征。（2）第二阶段（2020年12月1日～2021年4月15日）：本文第一作者在2020年12月观察到博主显性语言意识形态讨论和语言管理的博文和热烈的网友回帖，并在次年1月再次观察到类似的博文，于是将研究关注点收缩到Spolsky（2019）语言政策的3个层面，尤其是语言信念（或意识形态）和语言管理，并据此目的展开以月为单位的间隔语料采集，以截图形式采集博文24条及后续网友评论与互动，以及具有超语实践特征的BYM粉丝的微博超话入群申请信40封，并进一步细化研究问题和视角。（3）第三阶段（2021年4月16日～2021年10月16日）：系统采集目标语料。我们确定包含中英双语交织的超语实践博文及后续评论为目标语料，以3个月为一个单位，对目标语料开展系统截图采集，自建语料库。此期间共采集主帖博文258条，并同时截取博文后的所有评论。本语料库规模足以支持对博主的语言策略及社群语言管理效果的系统分析（Zhang & Ren 2020）。为尽量保护网民隐私，我们在语料呈现时用马赛克隐去了网友的微博头像和用户名。
（三）资料分析
根据网络民族志调研方法的相关发现，我们选用斯波斯基（Spolsky）2019年改良的语言政策分析框架对语料进行内容分析。该框架包括3个维度：（1）语言信念（或语言意识形态），即对于单一命名语言及其变体的价值评估与选择，以及相关的因变量；（2）语言管理，即相关个人或（非官方）机构如何管理社群成员的语言实践与语言信念；（3）语言实践，即说话在相关领域内的言语配置及语言变体选择等（Spolsky 2019）。
针对语言信念维度，我们对相关微博评论展开元语用分析。元语用行为是交际者对于自身与他人语言使用的反思评价性话语。元语用分析是身份建构研究的重要方法，因为“元语用话语使得身份建构过程显性化，即人们直接做出关于身份的评论并将自己和他人归入社会团体”（Dong 2011：13）。本文主要关注以语言为媒介的显性元语用行为，如直接引语，勾勒交际者及其语用行为的名词、形容词和指示词及指示表达，与交际者相关的社会关系及践行的社会身份等语言或图文并用的多模态再现等（Agha 2007：24）。针对研究问题二，我们对相关微博发帖做了演绎和归纳相结合的编码。我们首先用演绎法对微博发帖进行基于博文主题和交际功能的分类，然后根据网络社群的社会语言学文献定义及其特征对演绎编码进行主题提取。
四、微博社群建构语言实践类型分析
（一）语言意识形态的共享与互认
在本案例中，博主和评论区的网友通过元语用行为体现了基于语言经济学的多语意识形态，即打破单一语言主义的语言区隔，通过掌握和运用有市场竞争力的中英双语资源为提高自身地位和交际质量服务。如图1所示，博主发文表明要坚持“中英渐变”[5]的自我语言管理。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基于多语资源观表达自己对中英渐变语言实践的支持态度。我们在图1中截取了3条代表性评论。评论一中“占尽两种语言好处”强调了综合双语表意资源能为说话人和听话人都带来交际优势。评论二则通过较长的篇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多语语言意识形态，将一个人拥有的所有表意和交际资源看作一个整体，并且认为在使用过程中不应受到单一命名语言的限制（Blommaert 2015；Li 2018）。评论三不仅支持评论一的论点，还在形式上使用了“中英渐变”，即通过自我语言管理来顺应博主发帖的语言习惯，表达了对这一语言风格的认同（Spolsky 2019）。
[5]“中英渐变”是指博主在日常线上线下交流中，为了更好地表情达意，在中文和英语之间灵活转换的做法。
尽管在评论区发表评论的众多网友均支持以中英渐变为形式的多语语言意识形态，他们对英语的社会指向性理解却不尽相同。如图2所示，博主对自己和JLL（博主的太太）的英语口音展开评论。博主将英语口音指向拥有跨国高学历背景的“学霸”身份，将英语作为具有职场竞争力的象征资本（Bourdieu 1991）。此外，不同地区的海外求学经历会塑造学生在相关区域的英语口音，其象征资本的价值在评价市场上有高低之分，而国内不同地方的英语学习经历则不对英语口音产生影响。为了论证自己在“学霸”程度上比太太更胜一筹，博主提示网友以英语变体的地域多样性为标准来判断英语变体的象征资本价值。
[6]参见：https://v.qq.com/x/page/x3242j2ufxa.html。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博主和评论区的网友对于英语口音的社会指向性认识各不相同，但都默认了英语作为象征资本的市场价值，并将共享中英语言资源配置的语言信念作为社群成员互相辨识的重要手段。
（二）“中英渐变”的语言规范协商与跨领域语言管理
除了语言意识形态的分享与互认，博主还对自己和网友的“中英渐变”双语实践提出相应的格式规范，与网友共同开展线上线下跨领域的双语实践语言管理。如图3所示，博主提出在中英文转换的位置增加空格，以“方便阅读”。博文不仅给出了错误和正确的格式范例，还在后续的中英文交织段落中根据提出的格式写作。博主的社群语言管理具有明显的领域（domain）意识。Spolsky（2009：249）将领域定义为“一个社群中可定义的、功能性的社会政治单元”。同一领域的成员对可辨识的语言、语言变体等有类似的价值判断，同一个体可以隶属于多个领域或社会网络。博主的领域意识体现在对于这条博文的目标受众的认定，即博文开头提到的播客粉丝中对中英渐变感兴趣的子群体。
基于博主的语言规范提议，评论区的网友和博主展开协商和对话，共同参与语言管理，并通过趣味性的中英渐变表达体现具有玩乐属性的社群成员身份（Blommaert 2017）。图3中截取的5条代表性评论均用中英渐变的形式发表。除遵守博主的中英渐变格式管理外，5条代表性评论积极运用了不同的中英文交织的语言实践体现自己对博主语言管理的支持。第一条评论在以英语为主的句子结构中插入中文词语，还用超语隐喻赞赏了博主的提议。空格被比喻为朗读过程中可供“呼吸”的短暂停顿位置。列文虎克是光学显微镜的发明者，后作为网络流行语，被用来形容喜欢研究微观事物和追求细节的人。这一比喻既称赞了博主的语言管理，也体现了自己的跨领域知识储备。第三条评论虽然对博主的中英渐变喜好表示疑问，但依旧顺应博主中英渐变的语言风格和格式。最后一条评论中语气词“ha”夹在一连串的中文“哈”中，体现了网友的跨语言使用创意（Lee & Li 2020）。第四条评论则对中英渐变的超语实践风格提供了来自工作领域的语言实践例子。可见中英渐变对于这位网友来说是线下工作领域的日常语言规范。大笑的表情符号则表现了对这种双语使用规范的支持和玩乐的心态。
除了显性的社群语言管理，博主和网友还采用了跨领域（cross-domain）的自我多语语言管理来建构动态、协商式的社群语言管理空间，并体现了通过语言资源的选择与使用占据特定领域及权力关系优势地位的诉求。在一条和家庭语言管理相关的博文中，博主写道，“家里改说上海话或者英语了。否则bro草橡木草浮故伊（吵架吵不过她）”。这也是博主第一次使用包含上海方言拟音汉字的超语实践。在该条微博的评论区，一位网友用上海话拟音汉字问博主：“侬是上海宁（你是上海人）？”博主回复，“斯额（是的）”，并解释道，“登了波经它脏神光（待在北京太长时间）”，因而播客听众听不出上海方言对他的普通话的影响。博主太太则评论说，“侬脑子瓦特了（你脑子坏掉了）”，以显示自己也掌握上海方言语言资源，并能够用于吵架。博主回应，“侬要哪能（你想怎样）！”，来顺应太太通过上海方言吵架常用语建构的吵架情境。一位网友的评论道：“上海话炒香木战斗力很高的！”这条上海方言拟音词“炒香木（吵架）”的中文句子支持了博主的家庭语言变更决策。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博主的这条博文展现的是家庭语言管理，但对于微博粉丝社群来说意味着跨领域的语言资源配置扩充。在后续的博文评论中，网友也会不时将上海话加入自身的超语实践中，从而将“中英渐变”扩大到“多语码（变体）渐变”。
与家庭语言管理类似，博主在另一条博文中调侃起工作场合的语言管理：“今天跟JLL一起开了一个会，会议语言是英语。会后JLL总结：bro英语不知道算不算好，但真的比bro中文好太多。。。bro听了之后五味杂陈。”针对博主太太这一评价，网友从运用掌握的语言资源创造权力关系中优势地位的角度出发，给博主出谋划策，建议他用四字成语展现中文水平、加入自己擅长的上海方言等。这些建议模糊了线上线下双语使用的领域界限，也不自觉地强化了参与互动的网友和博主共享的多语意识形态和幽默玩乐的互动风格（Blommaert & Varis 2015）。
（三）社群建构的中英超语实践类型
基于对自建语料库的内容分析，我们对该案例中超语实践对社群身份建构的功能展开分类，具体包括：（1）社群成员命名的超语嬉戏；（2）社群成员专属的超语个人蜕变叙事；（3）非正式超语知识学习；（4）超语生活方式分享。
1.社群成员命名的超语嬉戏
群成员的专属命名是建构社群成员身份的常见策略（Heyd 2014）。博主的系列博文围绕粉丝社群成员命名展开了动态持续的超语嬉戏。博主根据英语造词法，将播客名称BYM这一缩写和英文人称后缀-er结合，把博客粉丝称为bymmers。这一新词又基于中文谐音跨语言转换变成了“白马寺”。在图4左侧的博文中，博主再次基于中文谐音将new bymmer（新播客粉丝）和old bymmer（老播客粉丝）分别跨语言转换成“牛掰”和“鳌拜”。对超语社群成员的这一命名将英文和意思相差甚远的中文流行词建立发音联系，不仅达成出乎意料的幽默效果，还在原本的中性英文自造词上附加了正面的评价意义，即“牛掰”在口语中指“厉害”，“鳌拜”在流行文化中有“威风凛凛”的内涵。
2.社群成员专属的超语个人蜕变叙事
除了专属的超语社群成员命名，封闭式粉丝社群的超语宣传博文也是博主常用的社群身份建构策略。这类博文常包含大段英文，并将粉丝社群带来的个人蜕变作为核心话题。在一条博文中，社群成员被博主描述为“有趣的人”“都热爱冒险、态度开明”，具体包括“急切地想学习和分享，对新的经历和可能性保持开放”。此外，博主还转发网友评论，强调加入BYM社群，可以“逃离无趣，变得开心”。其他网友也通过英文+表情符号、中文+英文、英文转写的中文语符（如“辣舞”作为英文单词love的音译）的超语实践，表达了对个人蜕变叙事的支持态度。
这类个人蜕变叙事的群体性通过带有“#ilovebymmers”的井号主题标签的入群申请书得以不断再生产，在社群成员之间形成并强化了群成员以有趣、自学为方式的自我精进，以及知识共享为特征的可识别性和相似性。更重要的是，该类型的个人叙事能够让这些群成员之间展开以语言实践为主要形式的情感表达，从而建构具有强烈情感归属的“想象”共同体（Anderson 2006）。
3.非正式超语知识学习
和个人蜕变叙事类博文紧密相关的是知识分享类的超语实践博文。博主通过中英文交织超语实践来展示和分享文化资本，并带动社群粉丝共同参与。这类博文有时是博客内容的预告或回溯，有时则是对个人爱好（如数学、生物、电影、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的碎片化分享或嵌套在评论中的应用。这类超语实践的特征是在以中文为主体的博文中插入英文单词或词组，用以提及英文专业术语、书籍和业界名人等，也会在发表评论和总结时间歇转为英文短句或句子。
4.超语生活方式分享
除了分享知识，博主还在微博上做了很多日常生活的超语实践分享。博主和朋友、家人间的超语对话将公私领域的界限模糊化，也使网友们意识到以中英语言资源为主的超语实践是博主在各个领域自然而然的语言惯习（Bourdieu 1991）。而评论区的回复与对话则进一步打破了线上线下交际的界限。时常出现的对英文大小写的忽略和中英语法结构转换的随意性和口语性，也体现了博主在运用多种语言资源、不同语域的体裁与风格方面的游刃有余。
此外，博主的日常超语实践还与消费相关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在粉丝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博主开始陆续在播客和微博上为lululemon（瑜伽健身品牌）、Athletic Greens（营养补充剂品牌）、Joyzone（久生猫粮）等带货，也在微博上分享自用产品。博主在中文为主的博文中自然插入了相关品牌的英文名称。相关的超语实践也由此指向了特定消费群体的生活方式，而不仅限于线上语言生活的单一领域。
五、讨论与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总结出3种新媒体语言社群建构的语言使用策略。这里的策略是指以语言社群建构为目标的，逐渐浮现并趋于稳定的语言资源调配与运用的群体规范。第一种策略是通过关于“中英渐变”的元语言讨论来协商确立社群成员共享的语言意识形态。这些元语言实践通过带有嬉戏性质的互动方式，围绕多语语言意识形态达成共识。社群成员将英文、中文和强势方言等语言资源看作象征资本，并通过对这些语言资源的适当选择和运用来提升自己在特定领域或语境中的优势地位（Bourdieu 1991）。第二种策略是博主和评论区网友彼此顺应，共同参与“中英渐变”社群语言管理。这样的双语交织语言实践也是部分评论区网友在工作和家庭领域中的语言实践常态，微博社群的语言管理符合网友的日常语言使用特征。现有研究显示，网友受到单语语言意识形态的官方叙事的影响而难以开展多语网络语言生活（Heuman 2020）。而本文的案例中，博主和网友共同对逐渐形成中的网络社群展开语言管理。这也为国内的相关网络语言生活“分众化”，多模态、多语符的政策和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证补充（李宇明2017；饶高琦2021）。第三种策略是以超语实践为特征的评论区互动。博主和评论区网友通过带有嬉戏性质的超语成员命名、个人转变叙事、知识和消费方式分享等，在语言风格、个人品位和情感归属等多个层面共同建构社群身份认同（李玉霞2016；许苗苗2021）。
就社群属性而言，BYM微博社群综合了亲和小组、轻共同体、超惯用语群组和元语言社群的部分特征。首先，BYM社群的成员专属个人叙事非常符合亲和小组以兴趣为导向、非正式学习为目标的群体特征；不同于Slack封闭式社区中常见的、以高密度互动和知识分享互助为特征的实践共同体，播客博主微博主页上的评论区互动总体呈现出松散、即兴和自愿的特点（Zidjaly 2019），也因此符合亲和小组所鼓励的成员参与形式和程度上的多样性（Gee 2005）。而BYM社群不同于亲和空间的地方在于前者更重视群体归属感和成员资格。
其次，BYM社群符合轻共同体的所有特征，尤其是通过语言嬉戏的方式展现成员对于社群的归属感，在互动中展现日常生活中的自我，以玩乐的方式不断扩充社群语符资源库，也以此作为群成员互相识别的方式。不同于轻共同体常见的群体成员共享单一爱好或目标的特征，BYM社群在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不断添加包括消费习惯、非正式学习等多元化的兴趣共享。此外，BYM社群对于元语用评价的重视也是轻共同体所不具备的特征。
再次，BYM社群符合超惯用语群组在综合多种跨地域属性的语符资源展开交际的特征。微博社群互动中的超语嬉戏巧妙运用中英文交织的方式，一方面认可了英文在国际上的象征资本地位，另一方面通过超语翻译的策略将其社会内涵地方化，因此具有强烈的超文化（如Bymmers转写为“白马寺”）特征，使得社群中创造性语言实践的社会指向意义兼具全球和地方的双重属性，也挑战了英语母语者的英语所有权（Dong 2017；Lee & Li 2020；Pérez-Sabater 2021）。BYM社群不同于超惯用语群组之处在于，前者在追求跨语符创造的同时，也共享语符资源既有的社会指向性意义作为社群成员身份认同的基础。
最后，BYM社群非常符合元语言社群的典型特征，即以社群成员共享的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实践形式作为社群归属感的基本要素，建构以中英文知识共享、追求有趣个性和情感共鸣、欣赏和实践自我提升等为基础的想象共同体（Avineri & Harasta 2021）。BYM社群不同于元语言社群之处在于没有后者的教学属性和固定的年龄特征，因此更加松散和动态。
从新媒体语言社群建构的实际效果来看，BYM语言社群的杂糅特质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该社群的形成具有跨平台特征，即以播客听众为目标成员展开建构；同时，由于博主最初的粉丝社群管理中将Slack封闭社区看作粉丝知识和兴趣分享的实践共同体，微博社群的建构长期处在摸索和浮现的过程中，也允许网友以更加松散和多样化的形式参与评论区交流。另一方面，该社群的建构很大程度上依赖语言实践背后的社会指向意义，即通过语言策略来建构社群成员的身份特征，从而互相认可具有特定相似性的成员。从新媒体商业运营的角度出发，博主也成功通过这一系列的语言策略成功经营起了以播客粉丝为主的“小众”市场。
我们的研究也具有以下局限性：其一，对博主和网友在不同平台间语言实践的互文特征还需进一步系统调研与分析；其二，对于封闭性社群粉丝身份建构还需进一步拓展研究渠道来增加访谈数据支持。我们也呼吁多语网络语言生活研究同人在关注语言资源综合运用的文本特征的同时，也能重视多语语言管理和实践如何参与网络“分众”相关的新媒体社群建构。
（本文发表于《语言战略研究》2023年第1期，参考文献从略，如有需要请参照原文）
编排：韩 畅
审稿：王 飙 余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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